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肯定《兰亭》的主要论点
1.肯定其文字
（1）到底王羲之应该写的是什么样的字体？是隶书还是楷书？应首先搞清楚。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启功先生有一段话说得很精辟，他说：“秦俗书为隶，汉正体为隶，魏晋以后真书为隶，名同实异。”真书即楷书，可以肯定王羲之平时写的是楷书，只是当时还叫作“隶书”罢了。楷书是后人为了区别隶书而改的“名”，唐朝大约还没统一叫法与名称。对《兰亭》持否定态度者认为王羲之处于“隶书时代”，是写隶书的，至少还是存“隶意”的，而《兰亭》是脱尽“隶意”的梁陈书体或是“唐人体段”，因此不可信。李文田是这样看，凡否定《兰亭》者基本上都以此立论。
到底王羲之书体是否脱尽“隶意”，什么叫“隶意”，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。在过去的“论辩”中还没有论清楚，有待于进一步探讨。可以归纳说，肯定《兰亭》者认为王羲之“变隶为新”，写的是新体，不会是隶书，《兰亭》书体可信，这是王羲之功绩的一种见证。
王羲之所以能在书法史上被誉为“书圣”，是因为他在书法上有巨大贡献，绝非虚名。他是一个时代的“创新者”，“集大成”的代表人物。如果他只是写汉隶、章草的能手，就是写得再漂亮、再标准、再有个性，大概至今也称不了“书圣”。王羲之的功绩还在于他将汉末三国以来以钟尧为代表的（略带隶意的）“八分楷”完善化，集大成为（不带隶意的“新隶”）楷书；他的功绩还在于他把尚有隶意的章草变革为“今草”（在汉末张芝的基础上变革）；把行书（在汉末刘德升的基础上发展）成熟到完全“楷化”的境地。《兰亭》便是他这种“行楷”的代表作。
近代著名学者、书论家、书法家康有为的名著《广艺舟双楫》虽有偏颇，仍不失为书法名著，其中康有为很有见地地说：“真楷之始，滥觞汉末”。肯定了楷书起于汉末三国，那末，东晋的王羲之写楷书还成什么问题？！
（2）肯定王羲之是写楷书的，其行书必然是“楷化”的。《兰亭》可信。 在书体变革时代的王羲之兼擅新旧诸体理应不成问题。他生在书法世家，家学渊源，当然更有条件兼擅新旧诸体。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所集大成的“新体”是前人不可比拟的，没有的。王羲之所处的时代不是汉隶风行的“隶书时代”，具体地说，他是在继承钟尧、卫夫人的“楷隶”（或叫“八分楷”）之后，逐渐完善化的楷书的集大成者。遍观书法史，可以悟出一个规律，即：“总有集成人”。这个集成人就是代表人物。楷书由钟尧（也有传是上谷王次仲）的“初变”，又经三国、西晋，到东晋百十年的“渐变”过程，再到王羲之则是一个“突变”。“突变”即“改革为新”的集中表现。王羲之的“突变”也是书史发展的必然产物，没有“突变”就不可能有新的书体出现。从钟尧到王羲之的100多年的孕育，决非偶然。王羲之正因“创新”而被称“圣”，当是“时代为之”。
如说王羲之的字体为“二爨”或《王兴之墓志》一类方头方脑的北魏碑味，就更不对了。北魏字体也是变革隶书的产物，是不很成熟的一种楷书，它尚存“隶意”用笔。由北魏到魏碑趋于成熟，而北魏（即元魏）晚于王羲之90年；至于地处边陲少数民族地区的“二爨”字体一个晚于王羲之50年，一个晚于王羲之100年，没有前者仿效后者的道理；至于后者不象前者，是国家不统一，文化不甚流通所至，隋朝国家统一了，文字，书体也就流通了，统一了；而《王兴之墓志》与王羲之同时，为什么却象北碑？一是因为东晋尚可看见北碑，二是因东晋禁止刻碑，致使工匠粗制滥造，其时墓志文多露刀斧痕，恰与北碑的粗犷不谋而合；至于说王羲之书体应象新疆出土的晋人抄本《三国志》那样多“大波脚”，也并无充分理由。
2.肯定其文章
（1） 认为《兰亭》比《临河序》得名要早，不能用《临河序》否定《兰亭》。南朝梁人刘义庆的《世说-企羡篇》中就有“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”的话，可见《兰亭》之名早在刘宋以前就得名了，李文田引刘孝标加注《世说》中的《临河序》比古本晚百年，以后者否定前者实在不能成立。《兰亭》当初没有题目，不论是《兰亭序》还是《临河序》都是后人给加的，这个题目并不足以争。
（2） 认为《兰亭》的“167字尾巴”是可以成立的；认为《临河序》的“40字尾巴”倒显生硬，文体不合，是序外的内容，不应算正文。
郭沫若先生否定《兰亭》的“167字尾巴 ”，认为它不合王羲之的思想，肯定《兰亭》者对此不服。他们认为王羲之的思想兼杂儒、释、道三家，并不是纯道家，纯老庄思想，何况人有喜怒哀乐，思想情绪中时常充满矛盾是合情合理的。王羲之既雅好服食养性，不乐在京师，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。所以“当其欣于所遇，暂得于己”，便“怏然自足”；而当其“所之既卷，情随事迁”，又不免感伤悲怀。这种矛盾心理不足为奇。周绍良先生专门对老庄思想作了进一步得分析研究并指出：“老庄”并非一家，老子有“用世”的一面，他讲“卫生”，不谈及“不生不死”，《兰亭》中的“齐彭殇为妄作”就是典型的老子思想；晋人是崇“老”而斥“庄”的。
（3） 还有人认为是《临河序》删节了《兰亭》，如金圣叹腰斩《水浒》一样，是编者不喜欢所致。《临河序》倒像段尾蜻蜓，伤了元气。
综上所述：两个“尾巴”的“讼案”意义并不大。“167字尾巴”合理，而“40字尾巴”也不足为虑（它和《兰亭》有关，而不是正文）。两个“尾巴”哪个是注家增改，哪个是注家遗漏，无关紧要。木已成舟，不必再争，“讼案”应撤去。《兰亭》其文是可信的。
（4） 也有人认为《兰亭》中出现的两个“揽”字是王羲之避讳祖父王览的作法，这是东晋士大夫的清规戒律，这是作伪者难以周全的，因而更确信《兰亭》。岂不知智永是王览的九世孙，他是知道避讳的。以“揽”字定乾坤也不足为据。
（5） 不少人认为郭沫若先生断言《兰亭》是智永所伪托，不足信。刘汉屏先生认为出家人戒律森严，不行骗，不慕名利，智永何必伪造七世祖的手迹来欺世呢！因此说《兰亭》世“智永所伪造”的说法是站不住的。郭沫若先生说智永临王羲之《告誓文》帖后的“智永”题名，用笔结构和《兰亭》书法，完全是一个体系，从而肯定《兰亭》是智永依托（即伪托）。郭沫若先生说王羲之《告誓文》于梁代以入密府，智永不可得临。智永其人虽生卒不详，但史称“陈隋间僧人”，他不可能在梁朝临《告誓文》，到了陈朝《告誓文》是否还在密府？郭沫若先生也没提及，这种“马虎”就难以服人了。一朝一乱，“密府”又怎么样？谁说得清！清人杨宾就有类似郭沫若的一种说法。他说开皇本《兰亭》（隋文帝十三年刻本），“帖尾年月小字与智永《千字文》字体相类，似出智永。”这里很容易误解为开皇本《兰亭》是智永的字，郭沫若是不是受杨宾这种启发而推断的呢？很难说。开皇本《兰亭》由于不见于宋人著录，一般被认为是后人伪造隋代的刻本，况且翻刻失真，磨损严重，与神龙本《兰亭》相比，相差甚远，再看智永《千字文》，三者并不相象，因此，很难断定智永在搞伪造。就神龙本《兰亭》与智永《千字文》相比，差异就不小。如说神龙本《兰亭》不象王羲之，但也并不像智永。智永为何要煞费苦心地伪造一种既不似自家书又不似王羲之的“生异”之字？这样就不露“马脚”便于欺世了吗？！然而，《兰亭》文章草草，不忌涂抹，一气呵成，文书具佳，毫无犹豫与雕琢；智永有40年临书不下楼的功夫，何不平心静气搞一份文与书都酷似王羲之的作品；而去草草为之“生异”之字？搞得既不象王羲之，又不像自家书呢？！然而，《兰亭》可信之处就在于有些“荒率”自然。岂不知既要“生异”就不能“荒率”，既“荒率”也不能“生异”，二者不可兼得？！
（6） 肯定《兰亭》者认为王羲之是在跋契盛会上饮酒赋诗，微醉之后写《兰亭》，因此连干支纪年的“癸丑”二字都含糊了一下，后添上的，这合乎情理。全文还有多处修改，以及旁挎、涂抹、覆盖之处，不妨一一列出来：
第4行的“峻”字旁挎“崇山”是丢了字，可能当时就添上了。 第13行的“因”字所覆盖的是个“外”字，前一句中有“一室之内”，相对应的下文应有“外”字，匆忙中“外”字用早了，便用“因”字盖上去。
第18行的“向之”覆盖的是“於今”二字，“向之”是加斟酌后改定的，更妥帖。
第21行的“痛”字覆盖得“哀”字，原为“哀哉”改为“痛哉”更加重了语气。 第25行涂抹得两字是“良可”，后因语气不足改为“悲也”，再次斟酌，又觉“也”字不如“夫”字，故改定为“悲夫”。
第28行最后一字原为“作”，斟酌后觉不妥，因为“斯作”说不清是哪个作品，不如“斯文”说“这段文字”或“观点”更好。
以上这几处修改、涂抹，更易体会王羲之微醉之下的神情，也有可能某些改定之处是回家酒醒后斟酌改定的。
（7） 至于考证《萧翼赚兰亭》以及《兰亭》陪葬昭陵的问题，肯定《兰亭》者一般都相信这一“说”一“史” 。这里从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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